1970年，西德總理勃蘭特（Willy Brandt）於華沙猶太區起義的紀念碑前下跪，為在納粹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，「華沙之跪」不僅被標誌為戰後德國與東歐各國改善關係的重要里程碑，也與以色列「一跪泯恩仇」。
二戰後，德國長年以謙卑之姿面對歷史，1970年，勃蘭特的「華沙之跪」更是令全世界對德國肅然起敬；施羅德（Gerhard Schröder）於2005年更以德國人的名義，懇求世界的原諒，他當時表示「在奧斯維辛這片代表著波蘭驕傲和德國罪行的土地上，我們期待著寬恕與和平」。
政治暴力引致的心理創傷，與通常被視為私領域的人為暴力（如性侵、家暴）、天然災害（如九二一震災）、公共意外災害（如八仙塵暴）造成的心理創傷之間，是否存在差異？
主流精神醫學和臨床心理學的統一診斷標籤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」（PTSD）是否足以幫助我們理解創傷主體不同層次的內在經驗？
一個尋求轉型正義的社會，如何面對橫跨幾個世代的創傷傳承現象，並察覺歷史創傷延續、潛藏在當前文化社會中的各種形式？
台灣推動轉型正義工程之際，心理專業助人工作者是否能找到參與的施力點？為了追討遲來的正義，釐清歷史真相、追究加害責任、處理威權遺緒，確實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。然而政治暴力創傷在主體心理層次留下的烙印，卻是台灣過去轉型正義相關工作中較受忽略的一環。
過去威權時期，很多人因政治迫害受到心理創傷，不僅是受害人自己，家屬跟朋友也受到影響；此外，也有些加害者受到良心譴責，多年來睡不好，促轉會希望能提供心理療癒，因此籌設「政治創傷療癒中心」
德國精神科醫師拉德博（Hartmut Radebold）曾訪問二戰時間的德國兒童，發現有80多萬人長期被創傷後症候群（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, PTSD）困擾，其中有三分之一隨著年齡增長，病情愈趨嚴重。後來德國的心理學家與精神科醫師，前仆後繼地投入研究、治癒。
但在台灣，由於醫療環境不好，對於政治暴力創傷研究並不多。台灣第一線的心理師可能沒有能力判斷政治創傷，因此「那些療癒都還停留在家庭，特別是跟父母的關係裡」，心理師很難拉高層次，去看到整個國家的壓迫。
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的歷史，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創傷，數十年的時光都難以撫平傷痕。受難者與家屬得承擔那些未被處理的政治創傷，而整個社會也失去同情的能力。集體共有的創傷仍存在，甚至造成社會互信薄弱，而這些創傷需要被正視，才有被治癒的可能。
**讓政治暴力創傷的社會被療癒.讓創傷者的痛苦被訴說-談轉型正義中的創傷療癒
2月25日「生活 In Design- 青年打造理想國」.專訪
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- 彭仁郁
劇場工作者-吳易蓁
台北大學法律系學生-李承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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