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為很少有房東願意承租房子給貧窮者，所以貧窮者時常生活在狹小與不安全的木板隔間之中。在狹小的空間裡，有許多人同時生活，所以走廊上時常堆積各種雜物，影響走動，甚至家家戶戶的瓦斯桶、洗衣機等等就放在公共空間。而沒有餘裕的生活，自然也沒有空去管水電管線是否老舊、滅火器有沒有過期，我們看見城市中有許多這樣未起火燃燒的「城中城大樓」。
但讓人感受無奈的是，每當這樣的空間因為各種不幸事件而有機會被看見時，面臨的只能是檢舉、徹查、拆除，但拆除之後呢？弱勢者還是只能選下一個類似的空間，因為雖然空間危險，但至少這些房子的主人願意接納弱勢者。
都市貧窮者的居住困境，是最難被看見的困境，但現在，若你願意支持，改變就有可能發生。
碗粿，曾經在台北車站和二二八公園流浪。在流浪之前，碗粿在20歲時，因著親姐姐遠嫁美國而一起移民至奧克拉荷馬州生活，不過愜意的生活對於年輕的她來說，實在太無聊了。後來，碗粿搬到更加熱鬧的美國洛杉磯華人區，也在那裡找到旅行社的好工作。
某一次回到台灣度假，經過朋友介紹認識了前夫，他們談了戀愛、結婚，碗粿定居台灣，也放棄了美國公民身份、房子與工作。可是，碗粿的婚姻生活並不如他想像的一般美好，喜歡美麗風景、嚮往自由的她，甚至是非常後悔結了這個婚。結婚不久之後，碗粿和丈夫提出離婚，而前夫也同意簽字。
在離婚之後，碗粿總形容自己過著「匪類」的生活，她沒有力氣面對人生的挫折，短短幾年內就把身邊的兩千多萬通通花完。付不出房租、又沒有親友可以投靠的碗粿來到了台北車站，原本以為這裡是無家者聚集的地方，至少可以得到相同背景的人的幫助，但沒想到這卻是另一個考驗的開始，住在台北車站的無家者都有著固定的睡覺位子，人生地不熟的碗粿常常會遭到無情的驅趕，一直到他遇到了同樣是女性無家者的大帥之後，才有一個安身的地點。
在人生的低谷裡，她仍然努力的想讓自己站起，在街頭生活時，她曾經做了好多的工作，也曾透過非法管道，當公司的人頭帳戶、賣預付卡等方式賺錢。碗粿說，在街頭生活久了，會失去尊嚴，更顧不得旁人的眼光，因為就連「活下去」都極其困難。
流浪了幾年之後，碗粿住進芒草心慈善協會的女性無家者收容據點「潭馨園」後，生活狀況才稍微獲得改善。碗粿說：住進潭馨園之後，自己有了好大的轉變，在這個安全且友善的空間裡練習生活，也培養儲蓄習慣，期待有一天能自立租屋。
但是，在租屋市場競爭激烈的臺灣，大樓樓梯間的斜板空間可以租到3500 元、陽臺也可以租到5000元，就算弱勢者有穩定的工作，如果沒有租金補貼的協助，他們很難租到比較合適的租屋空間。
雖然在申請補助時，不需要經過房東同意，但是如果房東反對，弱勢房客仍然會擔心租約到期之後會被拒絕續租。考量重新找屋與搬家的成本，弱勢者很有可能選擇放棄申請。碗粿在找屋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，也曾經為了符合租屋預算，租過天天漏水、牆壁充滿壁癌的地下室套房。
從碗粿的經驗中可以讓我們看見：「失去家只要一瞬間，找家之路卻是困難重重。」弱勢者們所面臨的「脆弱」和「高風險」，其實和「居住」是緊密相關的。露宿街頭或居無定所的人們得要面對外在環境不斷改變，時時處在緊繃的狀態，身心容易疲憊、脆弱，進而影響到工作表現以及人際相處。對於弱勢者來說，失去居住，代表幾乎斷絕了一切改變的可能性。沒有地址，無法申請電話門號，無法聯絡到人，無法向社工求助申請社會福利資源；受到暴力相待的人，無法早日離開傷害他的家庭；尚有基礎工作能力的人，會因為在無法在履歷表上填上地址、連絡電話，失去謀得一份工作進而自立的機會。
但長期以來，政府對於弱勢族群所提供的的居住政策，僅有租金補貼、社會住宅及包租代管。這樣的制度設計，是難以承接弱勢光譜中最弱勢的那一群：身障者難以找到具備無障礙設計的房子，甚至需要將輪椅藏起來，撐拐扙上樓，假裝自己行動能力還可以；年邁獨居長者即便身體硬朗，但只要頭髮花白，便會因房東擔心他生病或死亡風險而被拒於門外；帶著孩子的單親爸爸／媽媽，必須面對房東質疑是否能在需要獨自照顧孩子的前提下，兼顧穩定工作與按時繳租…等。
他們最大的困難還不是沒有錢租房子，而是很少有房東願意把房子租給他們，需要花費比一般人更多的時間與成本才能找到租屋；即便好不容易找到房子，多半也都是不安全或不合法的物件，而且只要在居住的過程中發生狀況，便容易面臨房東提前解約，或是日後不再續租的不穩定。
因此，崔媽媽基金會於2022年推出《地表最友善二房東計畫》，要持續發揮30年來在租屋市場的專業與雞婆精神，由崔媽媽基金會投入資源，向有老舊與閒置空間的房東承租物件，整理成弱勢可負擔的房源，再轉租給弱勢房客；同時，結合房客的社工、整合福利及社區資源，一起陪伴房客度過租屋的歷程。
崔媽媽基金會要成為房東與房客之間的橋樑，陪伴弱勢者們尋找一個遮風避雨的租屋處。而這個租屋處提供的不只是生活的住所，更是生命所需的那份安全感與歸屬感，也是他們相信人生可以繼續運轉下去的重要力量。
